2001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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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音乐人生


崛起乐坛
:1930—1941
    1934年俄罗斯作曲家兼钢琴家齐尔品来上海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我写的《牧童短笛》获钢琴作品比赛一等奖,音专认为我为学校增了光,准予免费学习,这一年我进入电影界从事电影音乐创作活动后,同时还是继续在音专学习。——《我参加革命工作经过》

                   图为电影歌曲《西湖春晓》
    1930年2月贺绿汀到上海,先后借住难友刘炳华及湖南岳云艺专同学刘已明处,不久在西门路一私立小学谋到一个教师职位,给一、二、三、四年级合班上课,课余编了《小朋友音乐》、《小朋友歌剧》两本书,并开始准备投考上海国立音专。

    1931年2月他考入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今上海音乐学院)选修科,师从黄自学理论作曲,又先后师从国际著名的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与阿克萨可夫学钢琴,同时与吕骥、刘已明在一所弄堂小学兼课,借以糊口。在音专的学习对贺绿汀来说无疑是继岳云艺专之后音乐业务和文化艺术修养上一次更高的飞跃,他系统、全面地学习了和声、对位、曲体、配器等专业作曲技术理论及音乐史等课程,提高了音乐理论与美学的修养。为了全面掌握和声学原理,他开始用自己有限的英语死啃英国普劳特(E.Prout)的经典著作《和声学理论与实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学校因战争影响停课,贺绿汀即去武汉。经陈啸空介绍,他在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科任教,又兼任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及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音乐教员;8月,回邵阳与音专同学姜瑞芝结婚。在武昌任教时他继续翻译《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作为教材,译稿后经黄自校阅于1936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列为“世界名著”的重点书目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欧洲和声学理论的译著。1933年秋上海局势平静后,他重返上海国立音专继续就学。

    1934年,俄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来沪举办“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比赛,贺绿汀写了3首钢琴曲应征,以《牧童短笛》荣膺头奖;《摇篮曲》获得名誉二奖;《思往日》虽未得奖,但齐尔品对它节奏上浓郁的民族特点也很欣赏。11月27日,音专7周年校庆音乐会暨中国风味作品比赛授奖仪式在上海新亚酒店楼上的大礼堂举行。那天,身穿便宜料子做成的半旧西装,带有泥土气息的青年贺绿汀自信地走上领奖台,亲自演奏了获奖作品《牧童短笛》。演奏完毕,全场是一片赞赏的掌声。第二天上海各报报道了这一盛况,中国乐坛第—次知道了贺绿汀这个名字。其中,《新夜报》的评论说:“最重要、最值得纪念的是他打通了中国音调与西洋乐理的界限,他那作品的成功是鼓励了我们为复兴改造中国音乐而研究西洋乐理的技术,给予一般极端保守古乐者和主张完全欧化者以同样的警醒”。这一评论非常热情又十分中肯地道出了这—作品的价值、影响和意义。音专同学丁善德将《牧童短笛》和《摇篮曲》作为自己钢琴毕业演奏会的曲目,成功地把《牧童短笛》介绍给听众;后又到北京、天津开音乐会,把《牧童短笛》带到了北方,并在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牧童短笛》的唱片。《牧童短笛》最初在听众中的传播凝结着两位音专校友的可贵友谊。

    这首钢琴曲后来由齐尔品首先带到日本,并在日本首次出版;不久又被带到柏林、慕尼黑、维也纳、日内瓦、阿姆斯特丹、纽约等欧美各大城市,并由齐尔品亲自演奏介绍给国外听众。它在世界乐坛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由于《牧童短笛》获得第一奖,为上海音专争得了荣誉,校方决定贺绿汀由自费生转为公费生,免缴学费。这使他长期以来经济拮据的窘况有了缓解。
1934年在贺绿汀的一生中是不平凡的一年。《牧童短笛》获奖使他一举成名;他的第一篇音乐论文《音乐艺术的时代性》也发表了;同年冬,他经聂耳介绍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从事电影配乐工作,完成了为影片《乡愁》(沈西苓编导)创作的第一部电影音乐作品。从此他一面在音专学习,一面进入左翼人士影响下的电影圈,后被明星公司礼聘为音乐科长。在这两三年中,他先后为明星、电通、新华、艺华等电影公司的17部电影及上海业余实验话剧团的《复活》(田汉编剧)、《武则天》(宋之的编剧)等两部话剧配乐,其中电通公司的《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是中国第—部有声的音乐喜剧片。电影歌曲《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西湖春晓》等至今还为人们所喜爱,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也有较深的影响。另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下,贺绿汀参加了音乐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还写了《谁说我们年纪小》、《心头恨》(塞克作词)等救亡歌曲。

    在家里有了一点积蓄后,贺绿汀添置的第一件家产是一架“精艺”脾钢琴。这架伴随他度过勤奋创作的日日夜夜的钢琴,在1937年他参加救亡演剧一队离开上海时委托同学陈又新保管,1949年回到上海后完璧归赵。现在这架钢琴仍放在他寓所的客厅里,时常为贺绿汀与来访的音乐家所弹奏。

    在与聂耳熟识后,贺绿汀经常去霞飞路牛奶棚对面一家店铺楼上的聂耳住处与他彻夜长谈。他们从音乐谈到电影,从浅薄幼稚的流行歌曲谈到有艺术力量的通俗爱国歌曲;这位小他9岁的青年音乐家火焰般燃烧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他。在拍摄影片《风云儿女》时他们俩有过良好的合作。聂耳写了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后就去日本了,是贺绿汀去找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夫夏洛莫夫配乐队伴奏,并亲自誊清乐谱交乐队演奏。这首歌通过电影和唱片,冲破黑暗社会的阻力,成为抗日救亡的号角。同时他又被这位青年音乐家学习音乐技术理论的热情所感动,经他引荐,聂耳师从俄籍教师阿克萨可夫学习钢琴和理论。在聂耳去日本前夕,贺绿汀和几个朋友在长江饭店楼上举行茶话会为聂耳饯行,聂耳曾表示要从日本去苏联、欧洲学习考察。万没有想到,不久从报童的叫卖声中他听到聂耳在日本海遭遇不幸的噩耗,震惊之余,又使贺绿汀对这位青年朋友留下永远的思念。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遭抗击,爆发了淞沪抗战。贺绿汀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8月21日晚,他在炮火声中赶往西站,与宋之的、王苹、欧阳山尊、丁里、崔嵬、王震之等一行10多人离沪西行,辗转南京、武汉、开封、郑州、洛阳、西安等地,编演抗日戏剧及歌曲,并帮助当地学生组织演剧队下乡演出。1937年12月,全队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晋南重镇临汾,在为阎锡山部队演出后,来到临汾以西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的热情款待。这群从上海亭子间走出来的文化人,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已在国统区闯荡了几个月,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才像回到家一样身心为之一轻,在这里整修了半个月,过了个充实愉快的新年。彭雪枫同志向他们宣传讲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安排他们看文件与学习讨论,并组织他们到用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起来的炮兵团访问。火热的战斗生活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深深地感到,“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我们整个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动员全体人员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他要用歌曲“通过艺术形象来感染和激励群众”。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为不同的对象写了3首歌:一首是《干—场》,它号召全国农民同胞拿起刀枪上战场;另一首日语歌曲《日本的兄弟哟!》,是号召有良知的日本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共同制止这场侵略战争;第三首就是后来广泛流传的《游击队歌》,这首描写游击健儿的歌曲在创作中曾使他多日寝食难安,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一天晚上,在老乡土炕上的油灯下,其词其曲几乎是同时跃然纸上。
1938年年初,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的晚会上,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以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名义第一次演出《游击队歌》,没有钢琴,没有乐队,只有欧阳山尊的口哨伴随着全体队员的歌声:我们都是神枪手,每—颗子弹消灭—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愉快、活泼的军队进行曲节奏,表现出游击队员英勇、顽强、机智、乐观的精神风貌;简洁明朗、铿锵有力的歌词,描绘出游击队员英勇善战、神出鬼没、机动灵活、朝气蓬勃的鲜明生动形象。一曲结束,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座的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高级将领们都赞扬说:战士需要这样的歌。在平型关打了胜仗来此休整的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急切地把演剧队邀请到部队,让他们一个营、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杨得志说:“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部队出发那天,战士们唱着“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迎着漫天大雪前进。这首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歌,得到全体八路军将士的热烈欢迎,许多热血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投奔解放区的。

    1961年和1986年贺绿汀在访问海南岛和湛江等地时,当地的老同志在忆述起当年演剧一队教唱的情景时就忘情地唱起《游击队歌》。《游击队歌》经过半个世纪的传唱,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它无疑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影响深远的不朽名作之一。

    1938年5月,贺绿汀到武汉,进入了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所属中国电影制片厂任“中国合唱团”总干事。同年8月,他随厂内迁重庆,后在电台音乐组工作,并在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任教。在重庆他曾向《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提出恢复党组织关系的求情,得到的答复是“这时候你在党外活动比在党内活动有利得多”,于是他甘心留在党外。作为文化名人,他经常得到中共代表周恩来和《新华日报》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当时,国民党利用他的影响,也聘他到中训团音干班任教员。他想,用音乐动员民众,正需要培养一批音乐干部,于是应聘并辞去了电台的工作,每周从草街子育才学校到浮图关音干班任教,百里之途往返奔波。但是音干班的腐败使他厌恶,当中训团方面强拉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断然拒绝,拂袖而去,到离重庆100多里的古圣守,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任音乐组主任,专心致力于难童的音乐启蒙教育。

    在重庆期间,贺绿汀为《中华儿女》(沈西苓编导)、《胜利进行曲》(田汉编剧)、《青年中国》(阳翰笙编剧)等电影谱写音乐,还创作了气势磅礴的合唱《垦春泥》、戏剧性的咏叙调《嘉陵江上》、民谣风格的抒情曲《阿浓曲》、新笛和扬琴合奏曲《幽思》以及管弦乐曲《晚会》等题材、样式、风格各异的音乐作品。其中反映东北人民思念沦陷的家乡的《嘉陵江上》,大胆借鉴西洋歌剧咏叙调的创作手法,并与中国语言的韵律、节奏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几十年来歌唱家的保留曲目。而表现湘北抗日军民并肩春垦、团结抗日的混声四部合唱曲《垦春泥》,则采用了湖南花鼓调的调式,吸收了民间歌曲中劳动号子的因素,风格清新,旋律动听,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早期无伴奏合唱曲中的经典曲目之一。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育才学校成为国民党特务注视的目标,一部分教师离校奔赴延安,贺绿汀也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到延安去。但当时国民党封锁很严,男同志已不能直接去延安,只能经香港、上海到新四军根据地再辗转延安;而妇女儿童作为眷属则可随办事处一起撤回延安。贺绿汀不得不含泪向陶行知校长告别,并将心爱的小提琴送给育才学校。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1941年1月,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他将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到八路军办事处,以便让她们第二天扮作八路军家属先去延安。他则在组织的安排下,到重庆天官府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等待南行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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