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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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音乐人生


不平凡的17年
:1949—1966

   解放以后,我奉命负责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当时我有权,但这个权是国家和人民给的,必须向国家和人民负责。我的方针就是依靠教师和同学办学,凡事都经过大家商量,根据当时国内音乐界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学校的力量,作出实际可行的贡献。——《六十年的回顾》

·重返母校

      图为陈毅、粟裕联名签署发布该会1949年第104号命令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后,贺绿汀被任命为国立音乐院(后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与该院上海分院(前上海国立音专,后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院长。10月15日他在阔别12年以后重新踏进了上海这所音乐学院的校门。在接收这所由国民政府惨淡经营了22年的全国最高音乐学府时,它只有20多位教师,22架钢琴。面对这破败的景象,他没有气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多方奔走广为招贤,延聘国内外有造诣的音乐家进校担任教授;在报上登启事收购旧钢琴,使之整修一新投入教学,用尽量少的钱办尽量多的事。在上海市委、市府和陈毅市长的关怀下,校址经两度搬迁,从偏僻的江湾五角场搬到市中心的汾阳路,面积也扩大了几倍。到1956年,这所音乐学院已基本形成了一支学科面广、阵容较强的教师队伍,钢琴也从22架猛增到150多架。在教学结构上,他根据音乐艺术教育的特点,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1950年开始办少年班,后来发展为学院附中和附小;又在附中和附小分别办了课余班,大学开办了业余部。到1956年,学院已经形成了大、中、小配套成龙,专业、业余互相衔接,兼顾提高与普及的完整的高等音乐教育体系。此外,在建国初期为了提高军队和地方文工团的音乐文化水平,学院举办了多期“音教班”和“音干班”,为全国的文艺团体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工作骨干;从1952年开始,学院又开设了少数民族班,摸索了一套既保留少数民族音乐的艺术特点,又提高他们专业水平的宝贵经验。至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来自28个少数民族的100多名音乐专门人才。才旦卓玛、热比亚、阿旺、莫尔吉夫等都是学院少数民族班的毕业生。

    在民族音乐教育上,贺绿汀一改旧音专与民族音乐脱节的弊病,到校不久就开设了民间音乐课,并将其作为全校各系科的必修课。他亲自教全院师生唱民歌,要求每人每天要背唱一首民歌,使校园里唱民歌蔚然成风。为了把民族民间音乐作为学生的基本功之—来洲练,他亲自四处奔走,聘请了多位民间艺人来校任教;请黄梅戏、泗州戏等剧团来校演出,也组织师生走出校门观摩多种戏曲的演出。1952年学院建立了民族音乐研究室,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系统的汇集、整理和科学研究,为民族音乐教育准备了师资和教材。1958年学院创立了民族音乐系,开设了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指导(民乐指挥)和民族器乐3个专业,从而使民族音乐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中第一次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外国现代音乐技术理论。他多次强调:“学习西洋音乐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现代音乐文化。”在解放初期外国音乐资料很少的情况下,学院于1950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音乐编译室,逐年来有计划地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现代音乐理论著作,对音乐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年,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乐器研究室及乐器工场,制造出首批高级小提琴,填补了国内空白。50年代前期的短短几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发展是辉煌的,许多当年的毕业生都深情地说那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黄金时代。

·音乐使者

 图c171.jpg (17774 bytes)为1953年1月在维也纳第三次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上,贺绿汀(右一)同与会的苏联、朝鲜作曲家卡普(左二)、萧斯塔科维奇(左三)、李冕相合影

    音乐是世界通行的语言。贺绿汀的《牧童短笛》30年代已经由齐尔品带到世界各地,博得人们的赞赏。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音乐使者多次出国访问。1952年冬他与郭沫若、罗隆基等一起在团长宋庆龄的率领下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三次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5月、1957年3月、1962年5月,他率领中国音乐家代表团3次参加“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1957年3月他又率团参加苏联作曲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访问了列宁格勒和基辅,参观了柴可夫斯基博物馆、列宁故居与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并应邀到苏联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家作客。1962年4月他赴莫斯科担任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评委。我国钢琴家殷承宗参加了这次比赛并获奖。赛后,贺绿汀又参加了苏联作曲家第三次代表大会。

·音乐创作与批评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贺绿汀写了两部电影音乐,一部大合唱,近10首歌曲及小提琴演奏曲等,并开始酝酿写歌剧《刘三姐》,曾于1960、1962、1963年3次到西南、西北采风;同时,他还发表了近20篇音乐批评及音乐创作的论文,其中的两篇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1953年9月他在中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及中国音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长篇发言,1954年6月它在《人民音乐》上发表。此文后在《乐坛》1980年第2期重刊,其“编者按”指出:“回顾我国音乐工作25年来的坎坷不平、几起几落的经验教训,更觉得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正确的。”但在当时有些人却认为文章作者是音乐界的胡风,说“他虽然没有像胡风那样写了30万字,但也是系统地对重大的音乐问题都发表了意见”,认为“贺绿汀同志的资产阶级音乐观点……就是‘技术决定一切或技术至上主义’。”于是在全国组织了10多篇文章对他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历时达半年之久,直到1956年由中宣部出面在音协党内召开会议解决音乐界的不团结问题为止。在谈到对贺绿汀进行的批判时,陈毅同志明确地说:“批判贺的作法,不是党内正常的作法,不好,有宗派情绪,造成思想混乱。党应该有计划地培养几个音乐家,这没有什么不好。不应该提倡个人崇拜,但是更不应该损害人家。应该团结起来,为了共同搞好党的音乐事业,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解决问题。”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一年后在反右派斗争中,贺绿汀在内部又被定为“右派”,并以音乐界“上海的半边天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必须把权夺回来”为由,从北京派出“三人小组”来上海夺权;后来,由于陈毅等领导同志的保护,他才没有正式被定为“右派”。但是,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被取消了,参加中共第八次党代会的代表证也被收回去了;院长的职务虽未被撤,但他已失去了对学院工作的发言权,甚至一言一行都有人“关心”,几乎动辄得咎。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贺绿汀并没有减弱他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关心和直言不讳维护真理的勇气。1963年,当他在《文汇报》上读到姚文元对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所著《克罗士先生》一书的批判文章时,不能容忍这位炙手可热的青年“批评家”随心所欲、乱打棍子的恶劣作风,写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严正而善意地要求“批评家”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在指出了姚文元文中10多处错误后劝告他:“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工夫,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结果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于是在“学术讨论”的幌子下,指令有关报刊对他发动了历时9个多月的规模更大的全国性的围攻。后来,“四人帮”的重要人物张春桥曾恶狠狠地说,这是“文革”前夕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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