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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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音乐人生


斗争的勇士
:1966—1977

    几十年来音乐方面尖锐的论争我都是直接参加者,对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来说,我就是他们斗争的对象。这也迫使我不得不研究有关文学艺术理论、哲学、美学以及近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防卫能力。——《<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二)>作者自序》

 图为贺绿汀在狱中用英文记的日记(1972年6月5日、6日与9日)
    1966年6月8日,上海的两报借用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的名义,仿效北京大学“第—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腔调,点出“贺绿汀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6月10日,当时的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点了上海文化教育界8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名,贺绿汀即为其中之一。一时间,贺绿汀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为躲避社会上“红卫兵”的骚扰,他和老伴姜瑞芝大清早起来躲进西郊公园,到天黑后才敢回家。但在一天晚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红卫兵”仍把老夫妻俩抓去,让他们跪着,用皮带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剃了阴阳头,最后把浓浓的墨汁兜头泼到他俩身上,高叫“瞧!这对黑帮!”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回到家。在家里也不得安宁,“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打倒”的标语从床头一直贴到大门外。这位在2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人,“马日事变”中多少同志倒卧血泊,他没有颓丧;广州起义败走海丰,他没有气馁;囚禁于国民党的监狱中,他没有屈服。但现在,自己舍弃性命和家小跟随其奋斗的“党”却说他是“反革命”,他倾尽心血办校培养的学生对他大打出手……呜呼!对于在“革命”名义下的无耻诬陷和人格污辱还有什么理可讲呢?他的心碎了,他的心在流血。他说,“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天,他爬上了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房顶,被老伴发现喊了下来。妻子和在家的二女儿劝他:死了还要声讨你“畏罪自杀”、“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活着总有让你讲话的时候。对!要活着和他们斗!从此在被隔离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边劳动一边认真阅读每一篇批判他的奇文,逐一剖析并写成批驳文字,后题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把它贴在了大批判栏里。此后,对他的斗争升级了,市里成立了“打贺指挥部”,斗争范围从学院内部扩大到全市。1968年3月13日,徐景贤、于会咏主持召开了全市第一次电视批斗大会。当贺绿汀在会上说,“我是不会屈服的”这句话时,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他则答道:“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7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大会无法再开下去了。两周后,“上海市政法指挥部”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给贺绿汀戴上手铐带走了。

    为打倒这只“死老虎”,他们开始制造更大的冤案。仿效北京的反“二月逆流”、反“翻案妖风”的做法,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贺绿汀反革命翻案集团”,老伴姜瑞芝被定为“罪魁祸首”,女儿们都是“黑干将”,所有不为他们提供假材料的亲属,甚至毫无关系的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生都成了“翻案集团”的成员。老伴被宣布为“叛徒”关押了,两个在上海的女儿被分别隔离,被迫交代问题。各种“逼供信”措施都加码了。个性倔强、才华横溢的二女儿贺晓秋对这无端的诬陷以死进行了最后的抗争。

    “打贺指挥部”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于1968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二次电视批斗大会。在历数了所谓的“翻案”罪行之后,贺绿汀反驳道:“我翻什么案?你们把一个反对阶级敌人的人打成阶级敌人,你们才是翻案!”审判者成了被审判者,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了一个勇敢的老人。原想把“电视斗争”作为“新生事物”推广到全国去的张春桥一直在康平路的办公室里遥控电视斗争大会,看到如此尴尬的场面,—个电话打到会场,停止了电视转播。会后贺绿汀被拖进一个小房间。几个大汉的轮番殴打,残暴折磨,使他浑身伤痛。

    5年牢狱,贺绿汀写了95份材料,达80多万字。每提审一次,他就交上一份材料。没有哀告,没有求饶,满篇是用事实进行的批驳。他曾说:“你们把我关在屋子里打,我没有办法,但要开大会和群众见面,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敢把我写的几十万字材料公布于众吗?”事实上在监狱中被打时,他也大声喊:“×××打人喽!”一声声尖叫使被关在同一幢楼里的赵丹、张瑞芳都知道这个倔老头也关在这里,知道他没有屈服,同时也迫使打手的行凶不得不有所收敛。
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动摇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一本《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他反复读了10遍。他又托人买了中、英、日文的《毛主席语录》各一本对照着看;另外还学习了《自然辩证法》等马列书籍。他也没有忘记音乐,自己画了一张五线谱为毛主席诗词《满江红》谱曲,表达他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的仇恨和蔑视。

    贺绿汀在狱中的一言一行都有《简报》直送张春桥。周恩来总理多次在有关会议上追问贺绿汀的问题怎么样了,张春桥装聋作哑不置可否。这位在一次万人大会上声称“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的大人物,怎么甘心就此放了这个老人呢?

    1972年底,贺绿汀的三哥、毛主席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贺培真专程赴京求见毛主席,询问弟弟的情况,受到王海容同志的接待。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多月后他准备回贵阳。王海容问他回程中是否想去上海,八旬老人说:“能见到我弟弟就去。”几天后贺培真在国务院一位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上海,住进了衡山宾馆。就在他们到沪的前一天,1973年1月24日,有关当局没有按照贯例要贺绿汀全面检查,也没有开批判会,就匆匆忙忙地把他放出来了。老哥俩见面恍如隔世。当得知二女儿早已不在人世,贺绿汀老泪纵横;而得知上海音乐学院的9位老教授在“文革”中也先后被迫害至死时,他更是痛心疾首。在被隔离期间,他最牵挂的不是家人,正是这批他亲自从国内外礼聘来的老教授;在学校的批斗会结束后,他跳下舞台总要回身搀扶陪斗的老教授;他害怕老教授们经受不住这场磨难,几次想找机会告诉他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挺过来就好。但他们害怕与他接触后被加上行“反革命串联”的罪名,都躲开他。呜呼!他为礼聘了他们又不能保护他们而内疚、而自责。但,这能怪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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