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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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音乐人生


老骥伏枥
:1977—

    几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狂风大浪之中,九死一生,居然能活到现在,也算得是漏网之鱼了。过去只能想望而不能实现的世界和国家的新局面,在我垂暮之年已出现了迹象,真正看到了可以实现的光明的前途,总算没有白活一辈子。——《<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二)>作者自序》

·再任院长

  图为1978年6月,贺绿汀在北京与老同学吴乐、江定仙聚首畅谈
    万众欢庆打倒“四人帮”过后不久,贺绿汀仍未“解放”。北京的朋友对贺绿汀在上海的处境不满,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他于1977年3月以文化部客人的名义离沪赴京,在北京文化部招待所住了约半年多。期间他应武汉军区邀请为白桦同志编写的话剧《曙光》配乐,创作了歌曲《韶山银河》,并先后参加了中国文联三届三次会议及中国音协第二次常理扩大会议。

    1977年4月,贺绿汀以74岁高龄,倾注了满腔热情在京谱写完成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大合唱,借参加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的倾诉,表达了他对敬爱的周总理诚挚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1977年9月,他因病住北京医院,又被查出左肺有肿块,疑为癌症,需手术治疗。在北京工作的学生们组织了医疗生活小组,帮助师母姜瑞芝在病房内外照料;同时还为老院长的新作《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制作了录音,拍了照片。肺部手术的结果令人惊喜,不是癌症但组织已变性,左肺经切除2/5后消除了隐患。

    在病床上他接到上海音乐学院给他作出的“解放”与平反的结论。在考虑重新安排工作时,北京的朋友劝他留在北京,但他放不下凝聚他几十年心血的上海音乐学院,学院的老教授谭抒真也专程来京探望,转达老教师们希望他回学院主政的愿望。1979年1月,文化部再次任命他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病愈出院,怀着迫切的心情回到了上海。

    上海是“四人帮”的“老巢”,上海音乐学院又是“四人帮”直接插手的重灾区,“四人帮”的流毒之深是不能低估的。为拨乱反正,他与来自各方的极“左”思潮斗争,尽快地给被迫害的老教师平反。为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他到每一个教研组开座谈会,倾听教师们的意见。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要求全院师生消除派性,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居然有人几天后给院党委一封长信,指责他“在音乐学院派性最足、宗派情绪最强烈”。对此他气愤得说不出话来,但愤怒过后仍然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恢复与发展四处奔忙。

·故乡情深

    70年前离开家乡的耄耋老人,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在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贺绿汀关心家乡的水库建设,寄钱,写信,提建议。困难时期,得知乡亲们无钱买盐,无钱看病,他又心急火燎地寄钱解困。进入八九十年代,他更急切地盼望穷山庄改变面貌,关注着家乡吃水打井、通车通电的事情;近年来,又为家乡的中、小学建设操心。人到老年更怀念出生的故土。1980年他在又一次回家乡时,曾去父母亲的坟上扫墓,并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爱女贺晓秋的骨灰葬于父母墓地一侧。

·音乐来自民间

    贺绿汀虽然常被视为“民族虚无主义者”遭受批判,但在他整个音乐活动中,振兴民族音乐的工作仍占有重要份额。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中国“各地民间所蕴藏的民间音乐之丰富,是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可以比拟的。”“中国音乐在各特殊民族音乐中确实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特色的最出色的民族音乐。”“从来没有一首外国民歌像我们自己的民歌那样深刻地感动过我。”“民歌与民间音乐是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曲家们最丰富的创作源泉。”“一个不懂得或不熟悉自己民族音乐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是绝对不会受到人民的喜爱的,是永远没有出息的。”解放初期,接收老音专,他首先抓的是民间音乐的教学和研究;“文革”后复出,他又亲自抓民族音乐的抢救工作。面对不少民间艺人和曲艺名家年事已高,而许多保留在他们身上的宝贵音乐财富将随人去而去时,他大声疾呼抢救民族音乐。在他的主持下,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抢救小组,克服了种种困难,有计划地为有造诣的民间艺人、民歌手、曲艺名家及古典民族音乐演奏家的表演录音录像。有的艺术家虽在录像后不久即离开人世,但他们的风采因此永留人间。

·足迹遍中华

    1978年以来,贺绿汀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届与第六届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等职。1980年9月,他率中国文联代表团赴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庆典活动,在此期间,他走访民间艺人,收集民间音乐资料。他为电影《曙光》谱写了音乐。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他更关注的是青年人的成长。他多次讲:“我们老一辈不能像一块石头压在年轻人上面,使年轻人抬不起头来。以后威武雄壮的戏还是要青年人来演。一切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老一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该可以光荣地交班了。”1984年他退居二线,任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1985年当选为中国音协名誉主席。退居二线,摆脱了具体行政事务的困扰,他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全国音乐事业发展的问题,关心中小学音乐教育与音乐普及工作。他先后去过吉林、辽宁、新疆、贵州、云南、四川、福建、安徽等地,会见音乐工作者,与中、小学音乐教师座谈,寻访民歌手。临走时他把看到的一切向当地领导汇报,有时还交上一份旨在发展当地音乐事业的厚厚的建议书。

·国际荣誉

    1979年贺绿汀率团参加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国际音理会第十八届年会。国际音乐理事会成立于1949年,由60多个国家和18个国际组织组成。这是中国第一次应邀与会。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接纳中国为会员国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意味着占全球人口1/4的民族的音乐贡献得到了世界的承认。198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音理会第二十届年会上,一致通过贺绿汀为国际音理会荣誉会员。1985年他以荣誉会员的身分应邀参加在民主德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音理会第二十一届年会,参观德累斯顿、波茨坦等城市,并顺道访问了巴黎和布加勒斯特。

   近年来因年事已高他未再出访,在家会见了许多外国音乐家、海外华人及台、港、澳的音乐界朋友。日本音乐家伊福部昭在1934年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中国风味钢琴曲头奖后不久,也曾以《日本狂想曲》获齐尔品征集的作品头奖。两位老音乐家在50多年前就互相倾慕,但从未谋面。1987年他们在上海相见了。两位老人紧紧地握手,亲切地交谈。伊福部昭告诉他:“齐尔品先生在日本出版你的《牧童短笛》封面上有一头牛,以后牛就成为他出版作品的商标,我的《日本狂想曲》封面也是一头牛。”两位老人会心地笑了。
·九十华诞

    贺绿汀喜欢过平静的日子。1983年当80寿辰临近时,为躲清静,尽管胃开刀后出院不久,他仍离沪赴合肥,结果安徽省文联还是为他举行了一个有十几人参加的祝寿宴会。在他步入人生第九十个年头的1992年6月,上海新闻界、文艺界的朋友自发地组织了一场民间的祝寿活动。百余人欢聚一堂,在亲切祥和的气氛中共祝他90华诞,以及他与老伴姜瑞芝结婚60周年。7月20日,上海市文联、市音协、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乐团又联合举行了庆祝他从艺70年暨90华诞的大型茶话会,有200多人前来祝贺。领导和朋友们吟诗作画、诵读祝词,共赞他的人品和艺德。他激动地说:“我没有想到我能活到90岁。没有中央及上海市领导和华东医院对我的关心,我是不能活到现在的。这是心里话。”“整个20世纪在中国是狂风暴雨的时代,比起那些在革命前方冲锋陷阵的战士来,我不过是在一旁呐喊助威而已。多少同志在革命浪潮中牺牲了,我居然能活到现在,也算是漏网之鱼。比起革命前辈来我自己感到十分惭愧,因为没有什么大的贡献。”“我应该继续努力学习工作,以报答领导和文艺界同志们对我的鼓励和培养。”从7月到11月,人们为他举行了两场作品音乐会,还组织了贺绿汀音乐教育思想专题讨论会。1993年是他实岁90岁,北京、上海音乐界分别举办大型的贺绿汀作品音乐会以示祝贺。199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他亲笔题写了“谱写生活的强音,讴歌人民的事业”的祝词,对他的音乐生涯作出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不老的老人

    贺绿汀即将步入人生的第九十五个年头,而他依然步履自如,文思敏捷。谁能相信他在古稀之年一连闯过3次生死大限——1978年左肺被切除2/5;1983年胃被切除2/3;1989年患大面积心肌梗塞——人们在1983、1988、1992年为他开了3次庆祝大会,祝他健康长寿。他经历了无数人生的磨难,依然是“直言不讳”、“真诚执着”、“坚韧不拔”,依然是“天真之态可掬”,依然有一颗金子般的童真之心。1979年以来他已发表各类文章约60篇,编辑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他的8卷本的《贺绿汀全集》正在编纂中,即将正式出版。

    一生中他与老伴曾不得不几度离散,如今依然是两情依依,夕阳情更浓。1996年5月7日,在老伴90华诞寿辰时,他给她献上9朵鲜红的玫瑰,以表达他对60多年来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妻子纯洁的爱情;感谢她几十年来对自己生活上的照顾和事业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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