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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天地:宋朝私家藏书的兴起与繁荣
    
来源:www.ccdy.cn       作者:姜源       采集时间:2008-7-7     点击量:2321
 

宋代书院著名的藏书楼计有:嵩阳书院藏书楼、岳麓书院御书阁、鹤山书院尊经阁、丽泽书院遗书阁、溪山书院崇文阁、白鹿洞书院云章阁、扎溪书院明经阁、龙山书院六经楼等。图为岳麓书院御书阁。

宋朝在我国封建文化发展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私家藏书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藏书成为社会性的群体行为,产生了众多藏书家。藏书行为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传播和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朝,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中国古代的几大发明中,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都是在宋时得以广泛的应用。雕版印刷业最为兴盛,在全国有若干书业中心,官、民书坊很多。与印刷业发展相联系的是宋代民间造纸业的发展。宋时,各地造纸的原料和制作技术多种多样,品种极多。如北方用桑皮,川蜀用麻,沿海用苔,两浙用麦秆、稻秆、嫩竹、油藤等。宋代造纸业的产量也很大,据记载,仅徽州每年便要上贡7种纸、144万多张。宋代的纸幅也比前代增大许多,其中徽州黟县、歙县生产的纸张长达五丈。而且宋代的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一些地方还对纸张加粉、加醋、染色、砑花,制成精美的色笺。这都反映了宋代在造纸技术上的进步。而造纸技术的进步又极大地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

赵氏统一天下后,统治阶层在政治上最大的特色是推行文官治政,这也为私家藏书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宋朝有两个很重要的执政措施。一是对隋唐以来的科举官僚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科举制度激发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同时也导致书籍社会价值的激升上扬。二是在全社会倡导尊孔尊儒,大力发展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体系。儒学的兴起,引导了讲学研经的高潮,许多大儒及各地官员竞相创建书院,在培养人才、广开言路、刊刻著作、保存典籍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两宋私家藏书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既有官吏,也有文人;既有皇室宗亲,也有布衣百姓等。宋代的藏书家约略可分为学术研究型、收藏鉴赏型和藏书研究型三类。

所谓学术研究型,其特点是:收藏书籍目的在于研究其内容,而不是书籍的形式。这类藏书家多是当时的学问大家,博通经史百家,且是社会上书籍的主要著作者。他们注重书籍内容的质量,对所获得的书籍并不立即入藏,而是要经过雠校、考据,并经手自抄录后方才入藏,而一经入藏之书皆为善本。这类藏书家在当时、于后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代表人物有宋绶、王仲至、张壆、王铚等人。如宋绶,曾官至兵部尚书、参知政事,曾先后获得毕文简、杨徽之两大藏书家的藏书,因此其所藏书籍多得几乎可与官家秘阁书相比。对于他的藏书经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有记载:“宋宣献(即宋绶)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脱缪。”

所谓收藏鉴赏型,该类藏书家主要着眼于“入藏”,他们视书籍如财宝,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极力地拥有尽可能多的书籍。他们重视各类书籍及版本的收藏,以供对照和鉴赏,但是他们大多对收藏的书籍秘而不宣。如宋初的新喻刘氏世家及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遂初堂主人尤袤等人即是此类。也有的藏家虽然本人学问有限,但家道殷富,并迫切地希望子孙能读书致仕,因而也热衷于收藏书籍,这就是所谓的民间藏书家。在宋代其中以田伟的藏书量为最多,据载,田伟有藏书三万七千卷。再有的则是纯粹出于一种癖好,如宋宗室藏书家宗晟、宗绰等即为此类。

藏书研究型指的是宋代为数众多的一些藏书理论研究者,以郑樵、晁公武、陈振孙、叶梦得为代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所拥有的私家藏书为基础,对书籍的采集、整理、分类、保护等一系列藏书理论进行探讨研究,对后世的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如以合晁、井两家藏书于一体的藏书家晁公武,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第一部解题目录,开创了目录史上解题目录的先河。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是对晁氏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不但是我国第一部以解题之名的解题目录,而且其著录的书籍更多更广。宋代藏书家中论对藏书理论的贡献,首推郑樵。他的《通志》及《通志校雠略》是经典著作。他对图书馆学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藏书“八求”之道,对后世的藏书采集具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藏书家中有两个令后世人敬仰的人物:一个是李公择,另一个为井度。据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载,李公择将他所藏的9000余卷书舍于少时读书的庐山白石庵僧舍,成为供众人阅读的“李氏山房”,“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在视书如宝藏的宋代,李公择能有如此胸襟,实是难得,可惜其书最终毁于兵燹。井度是四川的一个官吏,“天资好书,常以俸之半传录”。晚年因恐子孙不贤而致藏书不保,一日贻书对晁公武说:“某老且死,有平生的藏书,甚秘惜之。顾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夺;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因此全部给了晁公武,使晁氏拥有晁、井两家藏书,成就了一位伟大的目录学家和一部伟大的目录学名著。

宋朝藏书业的兴盛,还促进了对书籍保存技术的研究。首先是对书籍防蛀的研究。宋朝藏书家们在继承了前代已有的“入潢”技术的基础上,又研究探索其他各种防虫方法。如赵元考采用寒食麦、腊月雪水为黏,能使纸不蠹。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其次是从保存的角度上,对书籍的用纸材料、装帧形式、纸页数量进行研究。比如其所用之纸,“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而其厚度“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同时,对一些珍贵的书籍,还往往“以绢素背之”。另外,复本的大量存在,是当时藏书保存技术的一个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