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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定友: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 与图书共存亡
    
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       采集时间:2009-8-6     点击量:3326

杜定友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

杜定友编的《图书管理学》

杜定友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他曾任职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及广东省立图书馆(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他一生著述645种约600万字,其中图书馆学著述370余种。前不久,广东省图书馆学会、中山大学图书馆等联合举办“纪念杜定友诞辰110周年学术报告会”,与会专家给予杜定友先生很高的评价,誉其为“一代宗师,学界楷模”。

杜定友以图书馆为终身志业。1929年,他因不能容忍派系之争而离开中山大学图书馆。他后来总结时写道:“我还是老脾气,不给我办图书馆,我连饭都不要吃,乃拂袖而去。”杜定友认为,现代图书馆应该充分开放,惠及社会每一分子,图书馆有二定义:“一多备书籍,一注意阅者,二者缺一,即不成为图书馆。”我们今天发展图书馆事业,提倡读书,杜定友的图书馆理念仍有参考价值。

继承“广东精神”好学不辍

杜定友(1898~1967),祖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镇大果村,祖父先在香港后到上海经营皮鞋,后来全家定居上海。杜定友后来概括祖父的创业精神为“广东精神”。

1898年1月7日,杜定友出生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美昌照相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杜定友剪除发辫,考入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南洋公学由盛宣怀1896年创建于上海徐家汇,因与天津北洋中西学堂相对,故称南洋,几易校名后改称上海交通大学。

杜定友在南洋公学,积极参加各类学校及社会活动,十分活跃,他说:“我对于那些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同学,常常看不起。”他在一次学校运动会上,曾得过三块金牌、一块银牌。他上中学后曾一度醉心于童子军,担任过队长、副团长,他所著《童子军日记》、《童子军良伴》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南洋校长唐文治对其印象良好,奖掖备至。

1918年,杜定友中学毕业,他以自己家境拮据、数学根底又差为由,不准备再升大学。南洋公学建校20年,尚无一所图书馆,1917年,校长唐文治得交通部拨款3万元、校内师生捐款万余元,准备兴建图书馆,同年2月开工兴筑,4月成立董事会。唐文治决定派品学兼优的杜定友赴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以备日后之用。南洋公学往年派遣留学生均为大学毕业生,选派中学生留学,杜定友尚属首例。

菲律宾大学创办于1908年,为美国政府所设,其管理与课程均仿美国大学制度,图书馆学专业由美国教授亲执教鞭。南洋公学派杜定友赴菲律宾,既能接受最新美式教育,又较留美经济、近便,可谓培育人才的实用策略。另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南洋公学图书馆有一笔来自菲律宾的捐款,派人前往学习,可省却汇款至上海。

出洋留学 志在图书馆

杜定友在菲律宾大学的毕业论文是《中国书籍与图书馆》(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他得到恩师包玛丽教授的悉心指导,包玛丽是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兼菲律宾国立科学局图书馆馆长。那时他受英文目录编制法的启发,开始研究汉字排检方法。同学陈友松后来回忆,当时杜定友书架上已有各种工具图书,如各种辞典、百科全书、地图等,他都不惜巨资购置,“大学生中恐怕只有他一个人有大英百科全书”。

1921年,杜定友从菲律宾学成归国,三年间他共获得文学、图书馆学、教育学三个学士学位和中学教师资格证书。他兴冲冲归到母校,此时图书馆早已落成,一派欧式建筑,富丽堂皇,但校方仅安排其在馆中做一般办事员,毫无用其主持馆务意图,杜定友感觉难以施展抱负,乃自负“忘恩”之罪,拂袖离校。

杜定友离开菲律宾是先回广州的,当时他曾拜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相谈之下,陈独秀劝他留粤从事教育工作。杜定友从上海再回广州,陈独秀已经离职不知去向,而杜又结识广州市教育局长许崇清,并颇得许的赏识。杜定友被聘为新设立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校长,10月6日,市立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大总统代表胡汉民、省长代表朱念兹、市教育局长许崇清、高师校长金曾澄等俱出席,场面颇为壮观。杜定友除在市师设图书馆管理科,开设相关课程,亲自讲授外,还奉命改组省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位于文德路,前身为广雅书局藏书楼,1912年改名为广东省图书馆。杜定友改组省立图书馆,将旧日四部法编目改用十分法编目,依照新图书馆管理法经营。

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由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为全国性教育社团,共设32个专门委员会,其中包括图书馆教育组。这次年会,杜定友与洪有丰、朱家治、沈祖荣、孙心磐、戴超等人出席,这是中国图书馆学专家的第一次聚首。图书馆教育组决议通过八项方案,其中包括杜定友提出的“呈请教育部推广学校图书馆之建设”,他在会上还提出要在全国统一图书分类法,但未获通过,他因此愤然离会。

国难中图存兴业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次日炸毁东方图书馆,造成40万册图书损失。这一年,杜定友与上海学界欧元怀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上海图书馆。1935年7月1日,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处成立,政府委派洪逵为主任,杜定友为副主任。

1936年,在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力邀下,重回中大,主持图书馆事务并任教授。杜定友回忆:“重回中大,图书馆已面目全非。这时,图书馆已迁入石牌新校了。以前经手购入的大套珍贵丛书,很多都散失了。我接管时,按1935年出版的目录点查,缺少了15000余册,数目惊人!查7年之中,换了6个主任。他们都以图书馆为逆旅,其中没有一个内行人,朝秦暮楚,对图书馆哪里会有什么好处?”

这一年,杜定友为中大新图书馆进行设计,大至馆舍建筑,小到桌椅式样,无不亲力而为。其得意之作是解决了图书馆钥匙问题,全馆104个房间,有104把钥匙,经机械专家设计,馆长一把钥匙可以开通104扇门,全馆五部主任钥匙可开通属下各室。次年6月,杜定友查清全馆现存图书196121册,添购图书杂志31868册。

杜定友励精图治,准备重新整顿中大图书馆时,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此前,中山大学已经奉命着手西迁。早在该年1月,杜定友即将馆内善本书、志书、整套杂志、碑帖等2万余册,装成199箱,移存香港九龙货仓,战时又续存数十箱。广州沦陷前夕,杜定友指挥图书馆员工将中大贵重图书装箱,木箱不够,便把书架、桌子、黑板等改做木箱,最后装成299箱共5万余册书籍。

10月下旬,中大校方决定在罗定开学,杜定友觅得一城隍庙作为图书馆馆址,请雇工修缮整理。11月中旬,中大又奉命改迁广西龙州。迁徙途中,教育部又命迁云南澂江。杜定友被校方指定为押运主任,每到一站,他亲自先行布置。次年2月底,中大教工245人、学生1736人到达云南澂江。学校图书馆暂得安宁,他又指挥大家把书箱改作书架、办公桌和读者座位。杜定友在书箱设计上用心良苦,使图书馆所用书籍能装书即走,当时人称“图书馆木箱化”。

1946年3月,杜定友赴香港办理寄存图书接受事务,但发现所存图书落入敌手,不知所踪,他托港大图书馆馆长陈君葆与北平图书馆办事处何多源四处查访。不久,香港政府公报载:九龙仓有中国古书等约320箱,决定由港敌产管理处招商开投。杜定友急托陈君葆、何多源前往接洽,经抽查,这批图书多有广东省立图书馆印章,也是杜定友追踪多时的一批书。1月21日,陈君葆、何多源又在香港永源仓发现图书173箱,图书上有中大图书馆印章,这正是杜定友当年存放九龙仓的图书,被敌人发现后转存于此。经省港双方交涉,杜定友赴港将这两批图书接回,两批图书计有35686册,古物等721件。杜定友此行不仅追回以往寄存图书,同时还带回中英文化教育会及美国图书馆协会赠送的一批图书。

“我与图书共存亡”

中大复员后,复校委员会中无杜定友之名,分配校舍也无图书馆之名义,杜定友时为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他自挂“中大、省、市图书馆联合办事处”招牌,奔走接收各处图书。此时,中大复校委员会不仅否决杜定友要求建临时图书馆的建议,而且命令其将总馆取消,分解成各院分馆,并将旧员遣散。杜定友拒不服从。

1949年,省立图书馆藏书已达15万册,阅览室读者平均每天1500多人。该年9月,他还邀请文化界人士召开“民众读物座谈会”,针对黄色书刊泛滥问题展开讨论。10月,解放军兵临城下,当局命令杜定友离开广州,他以“不做官”为由推辞;当局已准备好交通工具,命他把一部珍贵图书运走,也被他拒绝。有人对他说:“你只接到命令疏散,谁叫你留守?你若不走,非但不能保存图书,恐怕连你老命也不能保,徒为后世耻笑。”杜定友则说:“我与图书共存亡,个人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家人劝他避往香港,他也不从。

10月13日,国民党守军弃城而逃,当地恶匪号称“大天二”的潘初准备趁机进城洗劫,省立图书馆门口也被画上符号,在洗劫之列。杜定友奔走求救,以防文献被劫,他通过间接关系联系上匪首,对方答应予以保护,但要杜先交港币300元作“保护费”。杜定友拿不出钱,只得把图书馆铁门拉上,终宵未眠,与馆员轮流守护。幸得解放军第二日即入城,图书馆文献得以完整保存。

18日,中山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欢迎解放军,杜定友列名其中。21日,新政府接管省立图书馆。12月9日,省立图书馆改名广东人民图书馆,杜定友继续担任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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