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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西域黄沙下的汉文古籍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池玉玺       采集时间:2011-2-25     点击量:2117

《论语》  十六国时期(304—439)写本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问答讲论的记录,历代用作“小学”教育的重要教科书。这件十六国时期《论语》白文写本,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洋海一号台地四号墓,从女性墓主左鞋中拆解而出,由两个鞋面和一个鞋底组成,共存文字25行。可见,此卷是废纸再利用,残存文字无多。虽然如此,也可见一斑。

 

1月26日,由文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承办的“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展览中心开幕。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现场展出了来自全国23家收藏单位的320余件展品,其中超过半数为孤本,有21部古籍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展品类型包括汉文和20余种民族文字的木简、文书、古籍、舆图、拓片,时间跨度从先秦延续至明清。该展览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系统反映了新疆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以及历史悠久的鲜明特点。

这些珍贵古籍或是当年从中原辗转流传下来,或是当时西域人学习汉字后写成,千百年后,它们在新疆各地被发现,其文化价值不仅仅在于为中华文化保留了珍贵典籍,弥补了现存遗藏的不足,也充分证明了西域和内地之间自古以来文化交融,联系密切。

在“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的丰富展品中,除了珍贵的孤本、各种语言文字的古籍非常引人注目之外,汉文典籍也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有的是记录了西域状况的中原王朝正史,像《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辽史》、《元史》等,有的是西域出土的、表现汉文化在该地区传播状况的古籍,还有的是西域人士的汉文著作,特别是后二者,更能表现出西域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在文化上的紧密关系。

记载西域状况的 史籍在西域出土

《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典籍记录了在先秦以前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密切联系。但二书的神话色彩浓厚,历史参考价值有限。直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成为有关西域的最早信史。《史记》记载了西汉王朝通西域的初衷,就是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反击匈奴的残暴掠杀,还记载了出使西域的先行者张骞的考察成果。由于司马迁对有关西域的资料掌握不多,《史记》的记载并不系统。其后不久,西汉王朝在对匈奴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使者往来频繁,对该地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东汉班固著《汉书·西域传》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汉书·西域传》成为正史第一部系统记录西域的专传。《传》载,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以安远侯郑吉为都护,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至此,以今新疆为主体的西域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吐鲁番出土《史记》残片,系《仲尼弟子列传》残叶,其正面所抄文字为《汉书·张良传》,与日本大谷探险队在该地区得到的《史记》、《汉书》残片可以缀合。《大唐西域记》是唐僧玄奘的西行见闻,也是有关西域的历史地理著作,其唐写本残片也在该地区出土,现藏于吐鲁番地区博物馆。西域的史籍抄本又在西域出土,的确是饶有趣味的现象。

出土文献可补史籍之缺失

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人出击匈奴,斩杀匈奴重要首领呼衍王,取得了40年来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重大胜利,解除了匈奴对西域及河西的严重威胁,为该地区赢得了13年的安定局面。如此重大的战役,由于种种原因,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却没有记载,原树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裴岑纪功碑》则记录了这一史实,虽仅60字左右,却足补史书之缺。

1965年,在吐鲁番安伽勒克南郊的废弃佛塔下面,当地农民发现一个陶罐内装有《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志·魏书·臧洪传》等古籍。其中《孙权传》写本为隶书体,共40行,计有570余字,已于2007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新疆地区还出土《三国志》古写本5件,据学者判定,这些写本都早于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本,可以据知《三国志》的最初形态,也可以校订后世刊本的讹误。

练习书法的人都知道东汉《曹全碑》,原碑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曹全曾任西域戊部司马,率兵征讨弑父自立的疏勒国王和德,大获全胜,这与《后 汉书·疏勒传》有出入,所以为史家所重。

此外,像唐代的《姜行本纪功碑》、《张怀寂墓志》等,也可与史传相印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吐鲁番的《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梁周兴嗣奉命编成的一种四言韵文,囊括了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人文的知识,后世多用作童蒙识字课本,是古代最为通行的蒙学教材,至今使用者不乏其人。在近代西北地区出土的文献中,《千字文》写本为数众多。“西域遗珍”展上呈现的写本,出土于吐鲁番的一座唐墓内,存文字18句近70字,偶有错讹,大约是学生习字本,这说明同中原地区一样,《千字文》也是该地区的蒙学教材。

《千字文》前五句还出现在该地区出土的唐代卜天寿抄本《论语·郑氏注》卷后。该抄本卷末有“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可知抄写者的身份和年龄,限于年幼,抄本免不了错字、衍文和脱误,但字体工整有致,可见平常的练习功夫。

该地区一件官文书《唐西州典某牒为吕仙怀勾征案》的背后,是儿童的习字杂抄,抄的是三首古诗,其中第二首尚可核实,是隋岑德润的《咏鱼诗》。内容部分一个字抄写多遍,练习写字的意图很明显,想必这位卜天寿同学,也经过这样的练字过程吧。和田出土的唐人临写王羲之《兰亭序》,也是当地人练习书法的证据。

卜抄本卷末还附有一首打油诗,曰:今日书写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一个下笔有错字、还净盼着放假的小学生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另一件展品——《论语》贾忠礼抄本,拆自墓主的纸靴,已经裂为数十片。类似的文书数量不少。《论语》是重要的汉族文化读本,也是童蒙的必背书。该地区多件《论语》及《论语》郑注写卷,以及《孝经解》残片等的出土,表明汉文化在此地的传播比较兴盛。

民间泰山信仰传到了龟兹

由中国人士撰造而不是译自印度的佛经,被称为疑经或伪经,总称疑伪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展品《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就是一部8世纪的疑伪经。据研究,该经产生地当在龟兹一带,而经文劝导信众依教修福禳灾,而所称的灾难,是“太山西角颓,须人二万、牛一万头助太山散化”,太山即泰山,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人死后的魂归之所,该经的内容表明,起源于中土的民间泰山信仰也流传到了遥远的西域。

“西域遗珍”展中陈列的展品,涉及到的语言有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察合台蒙古文、汉文等24种文字,汉文文献古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也是所占比重较大的一部分,从官方文书到儿童习字杂抄,涵盖了古代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西域与中原地区血脉相连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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